70年代文冲村一个偷渡客的故事

陆永坚

夏日的阳光投射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案台上那盆青翠的富贵竹生机勃勃。广州市黄埔大道边的“竹沁园”沐足屋内，董事长办公桌后象征权力和财富的皮转椅对港商陆泰森来说只是个摆设，他极少在那上面坐，无论接待属下员工还是来访宾客，他更喜欢与对方在沙发上促膝而坐。他也不喜欢“老细”、“董事长”这些头衔，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呼他“泰森”或“森哥”。
    陆泰森是香港人，也是黄埔区文冲村人。双重身分之中，他更加认同的是后者，尽管三十年前为了生计而选择逃港，今天，他却为身为文冲村人而自豪。他总是幸运地踏着时代的节拍，离开和回来都契合了社会发展的轨迹。他的命运是三十年国家改革开放的缩影。
偷渡香港
    船在晚上10点左右启航，经过24小时航行，第二天晚上临近香港西环，偷渡客此时就要跳水，泅水约40分钟上岸。对那些饥寒交迫的偷渡者，这是生死交关的时刻，多少人因为体力不支被冲进太平洋，成为游魂野鬼。
    这么多年来，陆泰森从未详细地向别人讲述当年偷渡香港的故事，包括家人和朋友，一来由于生活和工作节奏太快；二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伤心往事不愿重提。但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回顾自己与时代连接的命运，他突然有了一种言说的冲动，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思绪便如同绵绵流水一发不可收……
    我出生于1955年，是广州市黄埔区文冲村人。12岁小学未毕业就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1977年偷渡香港离开文冲。
    在文冲村22年里，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饱饭，也从来没有睡过一夜好觉。那个年代，农村穷，农民普遍缺少油水，挨饿是很平常的事，今天中年以上的人基本都有这个经历。从来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对别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但我没有丝毫夸张。我家那间又窄又小、四面漏风的破泥砖屋是曾祖父留下来的，只有一厅一房。我有六兄妹，加上父母一共是八口人，我们兄妹逐渐长大后，三姐妹晚上睡在厅里；我们三兄弟一般露天睡屋外，下雨和冬天则找亲友搭铺或者钻到大队部避风寒。
    当年，能吃饱已属奢望，哪敢想建房子的事！农村人最好的出路就是招工或当兵，但这样的机会很少，此外还有一条路可以碰碰运气：偷渡香港。我们那个生产队20岁左右的年轻人几乎跑了大半。
    我是1977年中秋节前跑的。黄埔区的农村人有不少亲朋好友在港务局工作，他们有机会与香港商船的船长和大副接触，打探到有空载赴港维修的商船，便立即通知亲友。因为是空载，船在航行时舵位升高，舵与控制转轴的连接处之间有个平台露出水面，其上可以站6-8个人，偷渡客就乘着夜色偷偷躲藏进去。船在晚上10点左右启航，经过24小时航行，第二天晚上临近香港西环，偷渡客此时就要跳水，泅水约40分钟上岸。对那些饥寒交迫的偷渡者，这是生死交关的时刻，多少人因为体力不支被冲进太平洋，成为游魂野鬼。逃港都是瞒着家里人的，如果谁家有青壮年失踪了一段时间，而香港那边又没有任何消息的话，家属就心知肚明了；但他们不敢张扬，因为在那个年代，偷渡者家属是受歧视的。
    老天保佑，我们那一批人全部顺利登岸。上岸的那一刻回望大陆，我泪流满面，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我们这种人不可能再回故乡，几乎等于跟家人永别了。香港人很有商业头脑，那时西环码头一带海岸线每晚都有不少人在通宵守候，每当有偷渡客上岸，他们就会热心地送上干衣、干粮和淡水，帮助联系在港的亲人，一旦联系上就可以拿到一千几百元的“利是”。这门“生意”成行成市，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大陆人走上这条路。
返乡创业
    早些年，当地人建住房、工厂、商铺成风，我的建材店生意兴隆；现在，黄埔农民是城市人，他们靠分红、出租、做生意过日子，注重享受生活，我这间沐足屋的生意同样红红火火。相反，我有些一直留在香港的朋友，现在要靠领综援生活。
    1978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农村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普遍处于饥饿与贫困中的广大农民开始吃上饱饭。不过，坚冰初化如大雪无痕，当时在香港打地盘工的陆泰森，对中国大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懵然不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家人建栋新房子，但是，8年后，当他存够了这笔钱时，留在文冲村的家人也赚到了建新房的钱。于是，陆泰森用这笔钱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广州找了个城里的老婆，二是在家乡创业。
    我到香港后身无分文，在亲友家待了三天就坐不住了。那时香港经济起飞，找工作很容易；不过，大陆偷渡来的人基本都是有力气没文化，要么进工厂，要么做地盘工。我第一份工就是做建筑，日薪60元，租住在九龙城塞的“笼屋”——就是一间架子床，四周用打孔的铁皮围起成为私人空间，比现在珠三角等地的出租屋条件差多了，但一间笼屋的月租也要1千元。九龙城塞是当时全港最大的贫民窟，许多大陆人来港后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如今，它已成为公园。后来我又在餐馆打杂，一直做到大厨，起早贪黑，只求多赚钱。
    来香港5年后的1982年，几个老乡悄悄告诉我，偷渡的人可以回乡了。我开始不相信，后来见他们来来去去也没事，我也放胆回去了。
    当时大陆还很穷，港人回乡要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才能领粮票或买米，否则有钱也没饭吃。开头几年，香港人回乡带副食品和衣服，后来发展为带录音机、电视机，提着大包小包潮水般跨过罗湖桥。我很少花钱买这些东西，一是当时家里人基本上能吃饱穿暖；二是老家的房子已经风雨飘摇，无法再住下去了，我要存钱帮助家里建新房子。意想不到的是，改革开放后大陆农村的经济发展很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广州市黄埔区农村建新房蔚然成风；当再过几年我将这笔钱存够时，家里人已有能力建房了。后来，我将这笔钱用来结婚，还在员村木材厂附近开了一间专营建材的店铺。
    当时，香港的制造业已经向珠三角转移，没有文化和一技之长在香港很难有好的发展前景。回顾自己这前半生，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能成为老板，与黄埔区农民的不断富裕有密切关系，不瞒你说，我前后做过的两门生意，顾客大都是当地村民。早些年，当地人建住房、工厂、商铺成风，我的建材店生意兴隆；现在，黄埔农民是城市人，他们靠分红、出租、做生意过日子，注重享受生活，我这间沐足屋的生意同样红红火火。相反，我有些一直留在香港的朋友，现在要靠领综援生活。
    所以，每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的回答是：首先我是文冲村人，其次我才是香港人。
回报社会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我们全体员工以及来消费的客人自发捐款，十分踊跃，同事之间对四川籍员工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共同分担灾难，再大的困难和危机都能化解。
    陆泰森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锦旗。他有一手祖传的跌打治疗医术，在香港做地盘工时大量的实践机会，更让他的技艺精益求精。现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简直就成了医馆，每天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陆泰森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不收分文，受到广大病友的爱戴。陆泰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回报乡亲，回报社会。
　　我刚去香港时，香港人叫我们“大陆仔”。1978年，香港TVB播出了由周润发、郑裕玲等知名演员合演的长篇电视剧《网中人》，艺人廖伟雄饰演其中的男主角“阿灿”——一个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农村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此，香港人又改称我们“阿灿”。其实，这些称呼都未必是恶意的。无数香港人的亲人都在大陆，粤港两地情浓于血，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香港人对同胞的命运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怀；当年我身无分文偷渡过去后，得到过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这些故事讲一天也讲不完。
    直到如今，只要大陆同胞有困难，香港人便会自发地捐赠，热情有增无减。在香港这么多年，我受到最大的教益就是做人要有爱心，要懂得关心别人和回报社会。今年春节期间，我回香港买了一批足金金饰，送给每个服务五年以上的员工留作纪念。在“竹沁园”工作的打工仔、打工妹刚入职就有过千元收入，半年以上的熟练工月入达三四千元。此外，我们每季度还组织所有员工在省内旅游一次，成为制度性的福利。在广州市沐足行业，我们公司员工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其他福利也比较好，因此，员工的流失率也很低，130多个员工工龄5年以上的占1/3。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我们全体员工以及来消费的客人自发捐款，十分踊跃，同事之间对四川籍员工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共同分担灾难，再大的困难和危机都能化解。
　　我经常对自己的年轻员工讲，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时，比你们更穷更苦；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在讲笑话。30年光阴很短，也很长，不要说外地人，就是今天文冲村的年轻人也不太了解黄埔区农民的历史。我虽然不懂政治，但我通过自己和见证家乡农村三十年的巨变，足以证明邓小平先生推动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因此，我也完全相信，不需要再过30年，或许只要10年、8年甚至更快，许许多多外来妹、打工仔以及他们的家乡也会像我们一样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