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东吴陆氏朝臣的奏章评析

陆昭仙

三国时期东吴陆氏朝臣的奏章评析

【综述】

    奏章，是古代臣属向帝王进言陈事的文书，内容大多为提议或进谏，尤其是在诤谏制度推行情况下，奏章成了君臣交流重要手段之一。奏章是一种规范、正式的文体，一般都需要经过臣子反复推敲，细心撰写、增删修改才予以上呈。所以，在考究臣子的政治思想、事君理念等方面，抄录的奏章往往最具权威性与深度。
    吴四姓中，陆氏人才最盛，入传者最多，德高望重。《世说新语》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 陆曰：‘二相、五候、将军十余人。’”陆氏一门“文武弈叶，将相连华。”陆氏享受声誉可见一斑，是当之无愧的江东第一大族。
    陆氏朝臣文武兼备，出将入相，所以章表涉及的内容覆盖面很广，无论是在治国还是军事方针上都有其独到的见解。陆氏于两汉间即形成忠义儒学家风，源远流长，陆氏臣子积极上表，言辞直率恳切，渗透着深刻的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同时，作为江东儒学士族之代表，陆氏长期与出身寒门、以武力起家的孙吴发生着难以避免、磨合的冲突与矛盾，孙陆的来往御诏章表可以充分反映三国时期孙吴政治的性质。
    所以对陆氏士人的章表进行整理、分析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本文旨在三国时期陆氏士大夫，尤其是处在孙吴政治权力中心地带的三位代表人物——丞相陆逊、大司马陆抗、左丞相陆凯的奏章及与其相关的人物生平、重要历史事丨防和谐丨件，浅析章表中体现出的江东陆氏门风化的师儒、事君理念，军事思想，并经由摘引、分析孙吴统治者的回应，探讨孙氏与陆氏的理念差异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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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思想】

     1、形成动因
     陆氏臣子章表里反应的基本治国思想是尊儒、道统。
     德治的儒家理念肇事于先秦，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推行，标志儒家最后超过其他百家而定于一尊，成为皇权时代政治结构所需的意识形态与最有力的思想体系。自汉代以来，各地的大族逐渐开始接受、学习儒家思想文化，以经术起家，并且对社会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江东士族陆氏而言，陆家尊长忠义的儒学家风在东汉初已崭露头角。“陆氏第一位进入正史列传的人是陆闳，东汉初官至尚书令，‘世为族姓’，说明两汉之际吴郡陆氏已发展成为江东地区颇有势力的家族。”（李晓风《陆机论》）所以，根据当时的社会尊儒风尚，陆氏世代从两汉起就开始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我们可以从后面几代入史的吴郡陆家成员的事迹看出些许成效。
   《后汉书 独行列传》陆续传详细记载其卷入楚王英狱，“掠拷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以及“见食识母”史实，可见此时陆家忠孝的家风已育成。续子陆褒“力行好学”，褒子陆康“少敦孝悌，勤修操行”，“以恩信为治”，上书“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后汉书 陆康传》），提倡“民贵君轻”。几代举止言行明显都已具备儒士之风。陆氏同时亦致力经学，并逐渐发展成了世代相沿袭的“家学”以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陆康之子陆绩是陆氏儒家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三国志 吴书 陆绩传》载其“幼敦《诗》、《书》，长玩《礼》、《易》。”“注《易》释《玄》”，而慈孝忠义理念在思想上已扎根，陆绩在《自知亡日为辞》中自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又写道“六十年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从这份自白书可以看出陆绩预知三国鼎立的形式，至死都以汉臣自居，对于孙吴政权割据江东直至后来建号存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忠信家风。所以，在之后陆氏重臣奏章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深厚的儒学思想文化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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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忠义入世

    到了陆逊将陆家势力推向极盛，陆逊为陆绩族子，但因年长于陆绩，“为之纲纪门户”（《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此时孙吴政权在江东已有稳固的基底，陆逊也明白三分之势已定，只有同孙氏合作，才能振兴陆氏，才能稳定江东的政局。出仕孙吴不是对儒学忠义思想的违逆，而是基于现实进行的一次调和。因为儒士重现实事功，积极进取入世，承担社会责任，重吏事、武事。“忠义”始终融合在这种进取思想中，一以贯之。
    陆逊前期多有积极进谏招纳贤才，建议孙权重用忠义之士的奏章。儒士“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的心境，陆逊感同身受。建安二十四年荆州始定，“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于是陆逊上表请奏招纳贤士，“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认为只要“可以熙隆道教”，则“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目的是为“四海延颈，思归大化”。
    汉末割据势力相互厮杀时，刘表据有荆州静观时变、从容自保，“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三国志 魏书 刘表传》注引《搜神记》），荆州是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因此“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丨防和谐丨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 魏书 卫觊传》），中原许多名人及士大夫都避难于此，也使这里成为文化中心地区，涌现出大量的杰出人才。
    而章表中提出的“未达”之士的代表极可能就是忠义之才。《三国志 吴书 潘浚传》注引《江表传》载：“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浚独称疾不见。”从之后陆、潘交好来看，可以推测陆逊对潘浚的为人忠义一直大加赏誉，所以陆逊借此事上表大有可能。最终“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归附孙吴。起任东吴重臣潘浚，不能排除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孙权受了陆逊章表谏言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任用潘浚对之后孙吴内政的影响。后潘浚与陆逊俱驻武昌，吕壹案起，“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陆逊与潘浚皆深受其害。“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于是“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三国志 吴书 潘浚传》），最终迫使孙权诛杀吕壹，并下诏引咎自责：“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从孙权的陈言中我们可以揣测潘浚此举出发点何在。潘浚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报知遇之恩，即便“为国除患”的凛然之举多半为君主及社稷，但也不能否认“以身当之”是由于“士为知己者死”的驱使——建安二十四年陆逊的那份谏表，以及常年来载忠义出世理念上的投合与器重。
    又有《三国志 吴书 诸葛瑾传》载吴蜀荆州一战中：“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当时陆逊也上表积极保明诸葛瑾，《三国志 吴书 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记录孙权的回应：“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陆逊非常推崇“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的君臣关系，对于诸葛瑾这样“敦仁”、具“颜氏之德”的德行之臣也是大加赞誉。
    到了赤乌七年，陆逊以上大将军的特殊身份，兼任丞相，成为儒学朝臣的领袖。二宫之争中，陆逊的最后一份奏折“谨叩头流血以闻。”（《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并请求回建业面议立嗣之事。更是将忠义之德推向了极致，知其不可而为之，书表陈言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陈寿评价“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后世袁彦伯在他的《三国名臣赞》中颂其：“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献替。谋宁社稷，妥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袁彦伯所赞二十名功臣虽“遭离不同，迹有优劣”，但忠君报国——“仰揖玄流，俯弘时务”——却是一致的。陆逊成为代表人物之一可见陆氏忠义之风值得古今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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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氏的这种积极入世思想随家风一脉相承，陆凯、陆抗皆以此自律。
     陆凯，陆逊族子，孙皓时期官至左丞相。陆抗，陆逊之子，官至大司马。
    孙皓时期，皇权昏庸腐败，孙皓胡作非为，残杀谏臣。在众人不敢违逆的情况下，陆凯“謇谔尽规”（陆机《辩亡论》）“忠壮质直，节慨梗梗”（《三国志 吴书 陆凯传》），首当其冲，正直相抗，为取得实际效果，他的章表陈词大多坦率犀利，毫不留情，他在甘露元年反对迁都武昌的奏章中开篇直接斥责孙皓威伤于桀纣之行，其奏章大多为鸿篇巨制，语辞恳切质直。
    从甘露二年陆凯《重表谏起宫》“所以勤勤数进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创基立业，荣苦勤至，白发生於鬓肤，黄耇被於甲胄”可以看出陆凯对于孙皓迁都一谏再谏，丝毫不懈怠。
    同时期一份《上疏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虽然因言辞直率“恐非皓之所能容忍”，没有及时上呈，将其藏于匣子之内，在临终之时交与来使上奏。而在陆凯的临终谏里，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自我评价：
    “臣受国恩，奉朝三世，复以余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与众沈浮。若比干、伍员，以忠见戮，以正见疑，自谓毕足，无所馀恨，灰身泉壤，无负先帝，愿陛下九思，社稷存焉。”
     陆凯自比比干、伍员，可见陆凯对自己一生的进取直言、竭尽忠智已无所遗憾。
     陆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建衡二年，陆抗上奏十七条奏折，失本，史书不载。现存文本记载陆抗自比霍去病、贾生。当时已历经强敌并巴蜀，晋受禅，内外动丨防和谐丨乱。陆抗自明忧怛，夙夜博览典籍，“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刘氏倾覆之衅，考之典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忘食”，具有创立现实事功的迫切心情。从《建康实录 卷第四》载陆抗“陈时宜于后主一十七条，而切言何定弄权，阉宦专政之事”基本可以揣测陆抗此谏内容。何定是当时孙皓的嬖臣，与朝廷儒学士大夫有着十分激烈的冲突与矛盾，严重阻碍士人建功立业之路，陆抗对此忿忿不平。下文会详细论述。
    几位陆氏臣子最后的表文如同自白书——“无所余恨”（陆凯）、“死且不朽”（陆抗）是他们的最终价值归宿，而他们名副其实地用一辈子的光阴与心血，謇直地书写下这八个字。即便是一份永远不会有回应的谏表，即便是遗憾的谢幕，也是对于忠义入世信念最悲慨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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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本德政

    在辅君的过程中，陆逊对儒家德政的蹈行与传承也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
    陆逊“遵仁义以彰德音”，往往将治国的理念集中于爱民的德治之上。陆逊上谏推行政策，往往以爱民的理念规范自己的言辞。陆逊继承先祖爱民宽政的作风，提倡“省徭轻赋”的爱民礼治思想，不仅自律，开仓赈济贫民——《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载：“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丨防和谐丨姓蒙赖”，皆呼之为“神君”（《世说新语．方正》注引《吴书》）——并以此匡辅君主。
    这点可以集中体现于陆逊在赤乌六年的上疏《议缓兴利改作》中：
   “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当时谢渊、谢厷等人上疏陈述合乎时宜之事，建议实行一些新措施以增加国家收入，孙权将此事下达与陆逊。陆逊上表，在短短的两行字里出现了七个民字，针对国家收入的问题，陆逊将其直接落实到百丨防和谐丨姓身上，“财由民出”指明百丨防和谐丨姓是国家财政之根源，体现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
     结合当时吴国内部的民情，赤乌六年前的几年里，江东多灾多疫，“四年春，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五年大疫”、“民物劳瘁”（《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加上连年征战，“岁又水旱，年谷有损”，可见当时增加国库为次，解决百丨防和谐丨姓的饥困才是当务之急，问题之本。
     到了孙权向陆逊征询远征夷洲及朱崖的意见时，“民力不及”也是陆逊反对劳师远征不毛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当时东吴地广人稀，急需民力，大量土地处于无人耕作状态。当时对人口的需求都十分迫切，当时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争夺人口，甚至于屡次三番的将山越收编入军丨防和谐丨队或补入民户。“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夷洲朱崖之地，水土不佳、远征的劳累势必引发瘟疾，“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结合当时吴地内部民情，衣食不足，民有饥寒，自保尚可，征战不足。同时，夷洲百丨防和谐丨姓尚未得到开化，“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即便远征成功，亦得不补失，因为教化百丨防和谐丨姓之事并非一蹴而就，孙吴要为此付出的后续精力比起收获的战果恐怕还要更深重。
    而远征结局确实是“得不补失”（《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得民而还性质是强制的军事移民，不仅没有对东吴势力扩张带来益处，反而使得夷洲朱崖百丨防和谐丨姓遭受了倾家破产、荡析离居的苦难。
    陆氏儒家德政理念还可以体现在其重仁治，体现于孙皓时期左丞相陆凯上谏有关孙皓迁都武昌的几份奏折中。由于具体涉及孙陆冲突，因而此段作为一个引子，下文会具体展开论说。
    陆抗在其章表中也反映类似仁治思想，认为“长川峻山，限带封域”乃“守国之末事”（陆抗《戎动师旅疏》），而智者之所先实乃调和庶政、安康黎民。但直到凤凰元年，“师履仍动，百丨防和谐丨姓疲敝”，“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要求“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赏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丨防和谐丨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提倡随时观衅，不兴无把握之师，以保存民力，将重点转移到仁政、教化安抚百丨防和谐丨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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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太子孙登作为孙吴朝廷中一位典型受儒学文化熏陶的人，其奏折也可作为陆氏尊儒之旁证。
    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征上大将军陆逊辅登镇武昌，领宫府留事。”（《三国志 吴书 孙登传》）。“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陆逊同太子的接触机会很多，期间陆逊为人师表，《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曾记载陆逊劝习儒家经典一事：“时建昌侯孙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虑即时毁彻之。”可想而知，陆逊的尊儒思想自是对太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太子丨防和谐丨宫内人才济济，孙登多同儒学士大夫交善，行为言论都颇具儒者气质。
    所以，孙登在他的临终上疏中举荐人才，首推德行义施，宽民安邦的儒学士大夫：“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忠于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丨防和谐丨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
     同时，孙登评价陆逊：“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是对陆家士人忠义入世，质直忘身品格的高度褒扬。
     孙登本身亦躬行仁德之政，其卒年前东吴多灾——“（赤乌三年）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从孙登的临终上疏中不难看出他寄心民情——“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归结缘由，孙登指出：“军以人为众，众以财为宝，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接连的灾害固然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紊乱，而孙登把因时而动地加重刑罚及赋敛看做雪上加霜之举，实质上是重儒轻法思想的驱使。
     论及于此，我们不难想到陆逊在武昌对孙登的宾客谢景先刑后礼之论针锋相对的驳斥：
    “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
     因此，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陆家尊儒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太子，可以视作孙吴政权儒学化的缩影。而陆逊的这种尊儒思想——忠义、轻法仁政同整个孙吴政权是何种关系，对其产生哪些影响。下节将会展开详细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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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陆冲突】
      1、冲突的性质及形成原因
     江东四大族，陆家以“忠”著称。值得注意的是，“陆忠”的“忠”表层而言是指忠于国君，深层考查则是忠于道义，这是区别于愚忠的标准。
     魏晋士大夫相比汉代公孙弘以来师儒的堕落——消极等待行、用的机会，对比唐以后韩愈为代表的师儒成为诵读天子御诏的屈从者，沿袭了先秦儒家气质，传统士大夫的道统观念还没有完全泯灭。
    孙吴政权同儒学士大夫矛盾冲突显而易见，虽然孙吴政权为自身的长远利益逐步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孙氏统治者却一再避免孙吴政权的儒学化，“用”、“抑”兼并。尤其是孙吴政权与陆氏门族，体现在君主与丞相的矛盾、儒法矛盾以及专制君王与儒学士族的多重矛盾。最后一点最为深重，贯穿于孙陆整个合作过程之中，越是到了后期两者冲突则越是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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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儒法对垒
     陆氏的章表里渗透的一个显著却又特殊的思想是宽法术、崇仁政。
    之所以称其特殊是由于孙氏统治者武业出身，崇尚法术。孙氏统治者出于非儒家之寒门，不专力于经学，缺乏学术文化积淀，自孙策以降，才略有孙氏相关学术修养记载，《三国志 吴书 孙策传》记载孙策早年在江淮间“收合士大夫”。到了孙权时期，《三国志 吴书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载：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今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苦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 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可以看出孙权早年接受过儒学教育，吸纳一定的儒学思想，这是孙氏社会地位变化所致，但孙氏并不欲“治经为博士”。掌权之后，孙权将学术方向转向史传、兵法等实用类典籍，“自以为大有所益”。可见两者相比，孙权更推崇后者。
    而陆氏“世代为大族”，“服膺儒术”，饱读经书，“非礼不动”，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文化观念上都与孙氏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异。每次章表涉及法刑问题，双方难免尖锐的冲突与论战。
     陆逊首次明确提出德高于刑是在黄龙元年的《陈时事疏》：“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
     陆逊提出为政应当以仁政礼教为先，反对过分的依附刑罚。要对部分触犯严法苛刑的官员将领稍加宽恕，非难忍之过则忘过记功，并运用汉高帝重用陈平之例，阐明苛刑严法只能起规范作用，而代价却是损失大量罪不及刑的人才，对于一个等待成帝王大一统之业，急需将相众力的国家来说并非长远之计。而礼制、仁德则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酷刑，安定众人的情绪，为进取、安邦留下更多的人才。借仁义以引导将相百丨防和谐丨姓，知耻而后勇甚至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陆逊曾言“礼之长于刑久矣”。可见道统理念是陆氏代代臣子的一种不可动摇的意识。
    尚法术的孙权对这种理念的反对也是及其明显的，除去消极反对不采纳谏言，如黄武五年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孙权不以为然，直截了当的辩驳亦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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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孙吴立足于江东，长期依赖于地方豪族，采取同豪族合作的措施，重用儒家士大夫逐步实行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吴中大体上依旧恪守汉代儒学治国的理念——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但孙权的出身同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曹操、刘备、诸葛亮“皆染申、韩之习”（王夫之《读史鉴论》）。在儒法对垒中孙权始终不肯让步，在政治观念上秉持崇尚法术的态度。最明显的可以体现在《三国志 吴书 诸葛瑾传》中孙权同诸葛瑾一段对话：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陆逊的治国理念）。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闲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余，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对话内容为孙权同陆逊探讨曹氏三代治国之法一事。陆逊在他的章表中提出对曹睿“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行为的忧虑，实质上是陆逊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代表借曹睿儒家道统一事对孙权进行劝导，以求调整政策。而孙权的态度则是直言大谬，并且严肃地警告诸葛瑾等人不要被陆逊的言论所迷惑。“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闲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说曹氏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认为在动丨防和谐丨乱军阀割据的时代，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理念已经变得迂阔难行，曹操之时统治之所以最好是因为曹操实行严明法术及专制，因此以陈群为代表的士族阶层才不敢胡作非为。而到了曹睿一代，权臣勾结，曹睿欲以小惠屈曲求民，必然亡国。
     又有黄武五年冬十月，陆逊上书陈述合乎时宜之事时提出：“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荣小臣，数以利闻。”希望孙权改变用人之道，罢黜阻隔忠谠积极入谏的“求荣”之臣，重用忠谠——即陆逊为代表江东儒学士大夫集团。儒家士大夫始终要求孙权对此表并未给予重视，甚至是对寒门小吏予以维护：
     “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容，虽暗亦所明识也。至於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於君也。”——（《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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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儒学士大夫同专制皇权的较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孙陆矛盾，曾有田余庆、高敏先生等提出淮泗、江东两大集团冲突以及王永平先生最高统治者同儒学士族矛盾两种角度，本文承袭第一部分论述，归属思想文化范畴，由王永平先生提出的角度作阐释）
      “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蕃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
    这是在位丞相陆逊传世的最后一份谏书，也是君臣理念对立最尖锐的标志。这种对立既是君主同丞相之间的矛盾，丞相之位贵极人臣，是百官大臣的首脑，辅丞天子，日理万机，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内外之任，君实兼之。”——《后汉书》。不仅臣子，连君王对丞相的期望也是至高，丞相是百司谏诤的中心人物，其言论对君主的决策影响往往最为深重。正因为如此，自古君主对丞相的猜忌是显而易见的。秦始皇时的丞相李斯，汉高祖时的丞相萧何，到了二宫之争中的陆逊，都受到过无端的猜忌。孙权不希望后主驾驭朝臣无能，曹魏重臣掌权的悲剧发生在自己的嗣子身上。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崇尚法术的孙权一再避免孙吴政权的儒学化。而陆逊权倾朝野同时又是江东儒学士族的统领性人物，且势力蒸蒸日上，所以非儒学专制统治者就要在适当的时机对其进行打丨防和谐丨压，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孙权挑起南鲁之争的深层目的即在此。
    在立嗣问题上，孙权偏爱鲁王孙霸，意欲废长立幼，导致朝野分为两派——太子派及鲁王派，朝廷成两派对峙的态势——这就让孙权有了责让陆逊的机会，有了罢黜、流放，甚至杀害陆逊为中心拥立太子的儒士朝臣的借口。废太子立鲁王违背儒士观念里的嫡长子继承制，陆逊欲守周礼宗法制，所以称太子之位具“磐石之固”，同时陆逊也经过慎重的思考及分析，认为孙和与孙霸两者能力相当，倘若在立嗣问题上，两派起了冲突，必定引发朋党之祸甚至类似袁家兄弟之间发生的流血斗争，所以需斩断祸根、拥护正统，以致长序有别。太子孙和作为正统继嗣，无论在名分还是德望上都符合儒家士大夫的标准，而鲁王派的人是“孙权一手安排的孙氏宗室、外戚及一些投机的寒门人士”（《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与斗争——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所以孙和能够得到陆逊等人的坚定支持。尤其是对于出身于汉代以降以忠信家风著称家族的陆逊，不能不尽职尽责，直谏劝诫。也恰恰是这种意识使得陆逊将软肋暴露在对方的出拳之际。当然呈上奏章的他没有意识到君主引发南鲁之争的醉翁之意，自不会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君主抉择，所以其言辞颇为直率恳切，自以至最终招来性命之虞，大批儒学朝臣遭流徙与杀戮，陆逊本人最终亦“愤恚致卒”。经过十余年的对垒，孙权从根本上瓦解了儒学士大夫的势力。所以在孙亮、孙休时期，君权一直都牢固地掌握在皇室手中，没有出现像曹魏那种大族掌权的局面。孙氏法术专制的成效在这点上成效比曹魏还要显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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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孙皓重设孙权时期校事制度，将寒人组织起来监察举发儒学士人，校事又一次成为了孙氏君王专门打击士人大族的工具——“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当初孙权时期的“吕壹案”中，校事“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士族顾雍、陆逊、朱据等均深受其害，士人多受无端诬陷，“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溶同心忧之，言至流涕。”虽然朝臣的激烈抗争使得孙权最终不得不诛杀吕壹以赔罪。但孙权并不真诚的道歉只是缓和自己同儒学士人之间的冲突，孙氏对儒学朝臣的排挤与压制始终没有停止过，君臣之间的隔阂也是愈演愈烈，导致的结果是“浮华者登，朋党者进”。
      值得注意的是，陆凯并非盲目排斥寒士，其上呈《上疏谏吴主皓》指出：
    “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拘卑贱。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颜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
     陆凯认为纳贤不拘贵贱。但当下在位得宠之臣大多名过其实，并不能匡扶君主，安邦治国，而是出身低微卑贱、依附皇权、朋比为奸以打丨防和谐丨压士族老臣为共同目的的朋党，而吴主孙皓却以之为高官，多予恩宠，才会引起陆凯的强烈不满：
    “臣伏见当今内宠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辅国匡时，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愿陛下简文将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将，藩镇方外，公卿尚书，务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尽其忠，拾贵万一。则康哉之歌作，刑错之理清。”
    同时陆凯又推荐姚信、楼玄、贺卲、张悌、郭逴、薛莹、滕修、陆喜、陆抗等桢干良辅。陆凯首推士族功臣后人，曾经上表建议优待功臣之后：“吕蒙、凌统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并幼稚，皆内省中，称肉食之客。”（《太平御览 卷八百六十三》），可以看出陆凯积极维护士族及功臣的势力与权威，并且将自小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及家风的熏陶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
    但孙皓始终没有采纳其废黜奸佞寒士的意见，甚至在陆凯去世后于一段时间内流放了其一部分家属，这一系列举措实质上是孙皓打丨防和谐丨压门阀士族、拥护皇权专制的需要。
    陆抗在其相关章表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建衡二年，陆抗在他的《请抑黜群小疏》中提出：
“方今见吏，殊才虽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渐道教，或清苦自立，资能足用，自可随才授职。”陆抗把国家外在规范化同官吏内在道德伦理意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从发展自身人格到安国定邦的方案。在修身方面，从小接受道德教化的儒学士大夫无疑是最具优势的，所以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陆抗赞成优先考虑任用儒家士族后人。
     陆抗对于士人无端遭受的祸害总是设法营救，所以谏言严厉：
     “臣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靖谮庸回，唐书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叹息也。春秋已来，爰及秦、汉，倾覆之衅，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
     此谏针对的就是当时孙皓时期影响最大的幸臣何定。何定出身寒门，《三国志 吴书 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载其“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佞邪僭媚”，曾经与李勖联姻不成，对儒学士大夫抱有极强的仇恨心理，不仅进谗残害李勖，更是陷害、打丨防和谐丨压士族的重要力量。《三国志 吴书 陆凯传》载“皓常衔凯数犯颜忤旨，加何定谮构非一，既以重臣，难绳以法”。陆凯临终前遗言就指出“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国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朝中士人多有文书弹劾何定。除了上述谏书，陆抗在建衡二年《陈时宜疏》中也对何定弄权之事提出了抗丨防和谐丨议——《建康实录 卷第四》载陆抗“陈时宜于后主一十七条，而切言何定弄权，阉宦专政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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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儒学谏臣同专制暴君的冲突

     孙皓时期，陆凯任左丞相。孙皓治国昏庸腐败，因此这段时期孙皓即位初，蜀汉新亡，吴中人心惶惶。孙皓尚实行仁治安邦恤民，《三国志 吴书 孙皓传》注引《江表传》曰：“皓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禀，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於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
     然好景不长，孙皓得志不久，即“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致使“大小失望”。丞相濮阳兴、侍中张布等悔立孙皓，谋划废帝之事，事觉伏诛。《建康实录》卷第四载事后“布小女时为美人，及布诛后，帝从容问美人曰：‘父何在’”美人答曰：‘为贼所杀。’帝怒，又杀美人。后思之，问左右，左右答：‘美人有姉适卫尉冯朝子纯，即布长女也。’后主夺之，入宫拜为左夫人，极宠，废朝事。”孙皓屠丨防和谐丨杀重臣，强纳人丨防和谐丨妻，沉迷女色，朝事皆废，严重违背了伦常礼德。所谓“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礼记》），陆凯上书《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中对此有严厉的斥责：
    “先帝忧民过于婴孩，民无妻者以妾妻之，见单衣者以帛给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昔桀、纣灭由妖妇，幽、厉乱在嬖妾，先帝鉴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后房无旷积之女。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於中。风雨逆度，正由此起……先帝忧劳万机，犹惧有失。陛下临阼以来，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乃令庶事多旷，下吏容奸……先帝在时，亦养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复役，赐与钱财，给其资粮，时遣归来，视其弱息。今则不然，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儿从后死，家为空户。”
     孙皓为满足个人的奢靡的欲望，聚敛搜刮、兴造劳役，集中体现在其迁都武昌一事中，扬州一带百丨防和谐丨姓必须逆水而上运送物资供给朝廷，百丨防和谐丨姓忧苦。左丞相陆凯曾多次上书陈说民意，并屡屡同孙皓起了正面争执：
     “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自顷年以来。君威伤于桀、纣，君明暗于奸雄，君惠闭于群孽。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辜无罪，赏无功，使君有谬误之愆，天为作妖。而诸公卿媚上以求爱，因民以求饶，导君于不义，败政于淫俗，臣窃为痛心。今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当务息役养士，实其廪库，以待天时。而更倾动天心，骚扰万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国养民之术也。”
     “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赏轻而罚重，政刑错乱，民力尽于奢侈，目眩于美色，志浊于财宝。邪臣在位，贤哲隐藏，百丨防和谐丨姓业业，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忧。”
    “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为晋所伐，君臣见虏，此目前之明验也。”
     “臣谨奏耳目所闻见，百丨防和谐丨姓所为烦苛，刑政所为错乱，愿陛下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
     “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丨防和谐丨姓，不为君计也。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因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愿陛下一息此辈。矜哀孤弱，以镇抚百丨防和谐丨姓之心。此犹色鳖得免毒螫之渊，乌兽得离罗网之纲，四方之民襁负而至。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国存焉。”
     但孙皓并不予以理睬，诏陆凯曰：“孤动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谏非也。又建业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室宇摧朽，须谋移都，何以不可徒乎？”
      陆凯则一谏再谏，据理力争。
    《建康实录 卷第四》载孙皓之所以迁都是因为听信巫者之言：“荆州有天子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后主上武昌。”针对这点，陆凯提出“使君有谬误之愆，天为作妖”，颇有汉儒崇尚“天人感应”之理念，君主行径违和，则天有所感应并下加灾难以示警告，所以陆凯谏孙皓，避灾不基于迁都，而要施行“克己复礼，笃汤、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的礼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浸透着孟子“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的思想。针对孙皓的辩驳，陆凯引出先主孙权之言：“逆虏游魂，当爱育百丨防和谐丨姓，何聊趣於不急”。建造宫宇，当需民力，甚至造成多次水旱，又有强敌当涂，巴蜀已亡，蓄养军兵已成当务之急，而迁都致使流离，实为扩张内忧及外患。而且，建业是江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荆州则是军事中心。都城的迁徙必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提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则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民谣，反映的是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丹阳、宣城、毗陵、吴、吴兴、会稽、东阳、新都、临海、建安、豫章、临川、鄱阳、庐陵）人丨防和谐丨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的东吴朝廷。（部分资料来自百度）
     陆凯以大量篇幅讨论迁都同黎民生活的冲突，是具有远瞻性的。宝鼎元年十月，吴兴施但因民不堪苦，聚众万余，劫持孙谦，送于建业，欲造反。丁固、诸葛靓平定叛乱后，孙皓迁回建业，并无悔改之心，仍大行土木，导致民心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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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帅之风】

     1、陆氏军事思想的性质
     士族门阀社会形成之后，文化素养往往成为士族门第最重要的标志。陆氏家族世代以儒士自居。但在东汉末群雄割据的背景下，陆逊一再自称书生，实质上是以武业事功显名，为一代名儒将。其子亦戎马一生，“文武熙朝”（陆机《辩亡论》）。而陆凯奏章虽多务内政，其早年亦武业昭著，讨朱崖、山贼皆有功——“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五凤二年，讨山贼陈毖於零陵，斩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将军，封都乡侯，转为武昌右部督。与诸将共赴寿春，还，累迁荡魏、绥远将军”（《三国志 吴书 陆凯传》）。
     陆氏的军事思想基本属于安内、守势战略思想。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章表言辞中明显感受到这种倾向——
    “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建安十一年 陆逊《建议平山寇》
     “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黄龙二年 陆逊《请勿取夷洲及朱崖疏》
     “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嘉禾元年 陆逊《乞息亲征公孙渊疏》
    “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嘉禾元年 陆瑁《谏亲征公孙渊疏》
     “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赏以示劝沮，训诸司以德，而抚百丨防和谐丨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凤凰元年 陆抗《戎动师旅疏》
     多有人指出其原因在于江东本土大族囿于地域意识，力主“限江自保”。但是，大一统思想对于儒家大族而言一直是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因为“只有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政治环境才会稳定有序，士人才能更好通过从政经过立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李晓风《陆机论》）——从陆绩“有汉志士，吴郡陆绩”、七十年外恨不见“书同文，车同轨”（《三国志 吴书 陆绩传》）到陆逊“天下未一，当图进取”（黄龙元年 陆逊《陈时事疏》）——这与孙氏推崇建帝王之业以图天下在本质上没有冲突，差异是在具体实施方式上。所以，陆家奏章中针对孙吴提出守成的见解性质并非固守，而是顺势而守。其一是通过主张保境息民、宽赋驰法、实行德政逐步稳定内政以图天下。其二是对天下形势的认知以及对长江防线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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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内政策

     建安二十一年，“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陆逊上奏，分析当时吴境内外形势，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见解——外有“英雄棋峙，豺狼窥望”，内有“腹心未平”，腹心指的即山越。
     汉末不少百丨防和谐丨姓为了躲避战争逃入山中，融入越人后裔的社会中，聚居山中。当时的吴国急需人口，以满足对抗敌国的要求，但山越“依阻深地”，不愿出山服役赋税，不愿给予孙吴人力及物力，所以山越与孙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建安五年，孙权继位初，即“分布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镇丨防和谐丨压势必带来更激烈的反抗与叛乱，又有少数拒绝归附孙吴的土豪大族与之勾结，以及外部其他割据势力企图策反，于是山越成为吴境一大内患。
    陆逊初战山越则有意识地收其为部曲——“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随后陆逊提出“大部伍取其精锐”，继承贺齐收编山越为部曲的先例——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 吴书 贺齐传》）——首次以国策的形式提出“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三国志 吴书 陆逊传》），将一直以来对山越的纯粹镇丨防和谐丨压转型成为收编政策。平定费栈之乱时，陆逊“得精卒数万人”，不仅“宿恶荡除，所过肃清”，同时收之为部曲，切实将贼患转化为了兵力资源。此后吴志中关于将帅收编山越的记载明显增多，可以说陆逊提出的见解是解决东吴兵力稀缺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
     在世袭领兵制度推行的背景下，收编部曲实质上是为孙吴承担了一部分养兵的义务。而养兵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基础。之后，陆逊针对这一点又提出了扩大屯田这一解决途径——“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田亩”（《三国志 吴书 吴主传》），得到了孙权的支持：“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之后，孙吴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皆有所规模——“魏青龙二年，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三国志 魏书 满宠传》）。赤乌中，诸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数万口，而“带兵蒋陵往往兼领地方长官，不仅分享兵屯收入，也参与分割民屯收入。孙吴设置节度官，典掌军粮，对屯田的收益进行规划、调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军粮问题。”（陈金风 《孙吴养兵制度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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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夷陵表文看战术思想

     前文笔者已经指出，陆逊以武业显名，即三大经典战役之一的夷陵之战。前人对于此战各方面的考证、研究、分析不胜枚举。而本文则以陆逊夷陵之战中章表《上疏请缓攻刘备》角度切入分析其可圈可点之处。
    “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陆逊在这份表文里大致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提出对夷陵防线重要性的见解。二是详细叙述敌方战略形式及战术破绽。三是表明信心，稳定君心。
     第一点涉及夷陵防线相关内容后文会详细叙述。
    首先，陆逊提出敌方“干天常”，而我方“凭奉威灵，以顺讨逆”，明显渗透着顺应天命的理念。天常指的是当时鼎足之势已成。而夷陵之战前，刘备已据有巴蜀之地，在对魏战役中也取得过多次胜利，致使刘备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并不把孙吴放在眼里。蜀方从事祭酒秦宓陈说天时企图阻兵，并不被接受——“先主即称尊号，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三国志 蜀书 秦宓传》）。而孙权则是努力加强同曹魏的联系，为了对抗刘备上书称臣，在一段时间内稳住了强魏，以便集中兵力调于前线对抗蜀方进攻。而蜀方始终处于两方作战形式。战将魏延、马超不得不防魏于北，夷陵之战中其兵将形式可想而知，即陆逊所言“不守窟穴，而敢自送”。
    接着，蜀军乘船作战，顺势而下是极有利的战术，但刘备并没有意识到水陆并进的优势，舍船就步，跋涉于“苞原隰险”之地，导致士卒疲敝，傍林休憩，处处连营。两种错误战术实际上都具备一定客观因素。“一是刘备急急调集起来的军丨防和谐丨队绝大部分是步兵，陆战犹未熟练，水战自然不行。”二则由于陆逊主动放弃大片战略要地，刘备“长驱深入，只控长江沿线，两厢大都为敌方领地，不能不担心敌人断其后路，因而连营向前。”（张作耀 《关于夷陵之战中蜀败吴胜的必然性探索》）而连营之策，不仅分散了兵力，而且无法变化应敌。陆逊提出“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刘备不善战术指挥，陆逊给出如此评价非常确切。
    “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则是为安定君心，以致上下同心。蜀方对于夷陵之战上下态度不统一。诸葛亮态度不明确，“群臣谏者甚众，帝皆不听，乃留诸葛亮辅太子而自率诸军东下”，明知此战取胜不易，却没有及时进谏，带有侥幸冒险之意。而赵云持坚决反对意见，提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因而赵云并没有随刘备出征。再加上鼎足之势的限制，致使蜀方将无良才，军谋乏人。而吴方君臣一心。虽然“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事贵戚，各自矜恃。”孙权亲临武昌督战，以便临事决议，大大鼓舞了本阵军心。战后即有孙权询问陆逊“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耶？”一事。陆逊上书自明信心，“伏愿至尊高枕”正是利用这一点优势震慑住了不相听从的将帅，以保证其避实击虚战术顺利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