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陆荣廷将军生平

陆显祥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陆荣廷将军生平

     1912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任命陆荣廷为广西都督，10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授李烈钧、孙道仁、阎锡山、张凤翙、尹昌衡、陆荣廷、蔡锷、唐继尧、胡景伊、孙武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年，中国同盟会联合几个政党在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后不久，在广西陆川籍老同盟会员吕清夷的介绍下，陆荣廷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该党的早期党员，是民初仅有的几个国民党一省都督。 1913年4月，陆荣廷被特任为广西督军兼民政长。迁省风潮既平，陆荣廷合军政权力于一身，可以集中精力，对全省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此时，地处偏辟的广西社会经济状况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1912年，陆荣廷已54岁。他从出生到今天的历史，就是广西半个世纪的动乱史。在他看来，这半个世纪，广西没有一日安宁，人民享受不到半点安定的生活。自19世纪50年代“洪扬之乱”使陆荣廷遭受了丧父之痛，清廷对广西各族人民进行长达20余年的镇压，百姓苟延残喘，村圩破败，百业凋零。接着是波澜壮阔的中法战争，战场从越南中部到广西边关，中国军队云集边关。当时，广西的百姓们虽苦，但恨外国势力甚于腐朽的本国政府，各种反政府的会党纷纷投身于抗法，百姓们更是减衣缩食，也要供应抗法军队的后勤，使本来就已受破坏的社会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光绪年间的《广西通志辑要》序言介绍了当时的民不聊生的境况：广西各地“城市萧条，巷里羶腥，狐兔纵横，盈心骇目”，民间“十室九空”。中法战后，由于当政者的短视及管理能力的低下，大量被裁的官兵纷纷成了“游勇”，民间反政府的会党又重新蜂起，加上天灾，迄至1904年广西成了盗匪世界，不啻于人间地狱。民国是建立了，广西的秩序总算是稳定下来，可面临的财政近于空虚。首先，清末每年从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调拨给广西的“协饷”38万两白银也因各省自主断绝了。宣统三年（1911年），广西财政预算收入为453.5万余两，支出584.5万余两，相抵赤字为131万余两。广西历年财政收支节余下来的花银作专款储于银行的200万余两，到陆荣廷就任广西都督时仅余下90万余两。而储存主要行政开支的藩库，在沈秉坤、王芝祥先后率北伐军北上时，即把所存银两提取殆尽。新成立的都督府就连最起码的军政开支都极为困难，遑论顾及民生了。陆荣廷治理广西之初，财政山穷水尽，百业俱废，人民嗷嗷待救。民军、土匪平定之后，就是治理社会经济问题，如果治理不好，民生无救，全省将重新沦为盗匪世界。 首先，组织民政公署，在民政干才陈树勋、林绍斐、李开侁、崔肇琳、苏绍章等帮助下疏理全省民政，在桂西继续进行最后阶段的改土归流。将前清的府、厅、州制废除，将广西原有十五府的区划改划为玉林、柳江、苍梧、南宁、镇南、田南六道，道下设县，县衙门改称县公署。各县成立县参事会、县议事会。取消六房三班，设管卷员代替房科管理档案，改亲兵为警备队。 在经济上全面清赋，实行包税、开征烟赌税。改朝换代之世，人口逃亡，土地占有情况混乱，清赋是当务之急。陆荣廷的民政班子制订出《清赋章程》十六条，各道、县严格执行。1912年广西田赋约100万元，经过几年清赋后，至1916年增加到约250万元。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田多粮少和田少粮多的现象得到改善，也得到农民的拥护。其次，在税收方面，对已实行的“统税”，采用包税的方式。新增一些合理税种，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和广西毗邻的云贵高原，种植大量罂粟，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地。广西的民国新政府允许商人进入鸦片生产区贩运、销售鸦片。由桂西到桂东的百色、南宁、靖西、梧州形成鸦片外销走廊，鸦片的过境税、营业税和武装保护费等等，年收入百万元以上，几占广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两广人民，因近港澳之故，风气所染，赌市盛行，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博彩业。于是开赌征捐每年也可征收百万余元之数。后来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也延续发展博彩业，每年征收的赌捐竟达二千余万元。 除以上措施外，在民政公署中设实业司，把办实业摆到政府重要办事职能，不仅广西近代工业得以发端，其他如传统手工业和农、林业的亦有相当发展。 最值得称道的是，陆荣廷敢于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发行广西纸币。都督府下设财政司，直接管理广西银行，并进行改制，发行纸币。在陆荣廷主政广西之前，在广西，甚至全中国，都使用银两、银元、铜元、制钱等重金属货币，不适应大范围、大规模的商业交易。陆荣廷发行广西纸币，无疑具有巨大魄力和远见，获得很大成功。在他治桂期间，纸币币值稳定，百姓十分乐用。直到旧桂系崩溃后，币值虽受了影响，但仍能在一段时间继续在市面行使。至于最后作废成为废纸，已不能将责任全推到旧桂系的身上，因为一个政权已经崩溃，它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陆荣廷主政10年间，广西纸币信誉很好，在全国，甚至在香港都能兑换。一元广西纸币可兑港币一元三角多，在汉口银行，一元广西纸币也作大洋一元计算，可见十分坚挺。 社会经济、税收理顺，百业草创待兴，在军事上，陆荣廷将各地军权统一，下令取消各地军政府。共和建立，新军的使命主要是国防，于是将新军编成两师边防军，序列如下：

陆显祥

全体边防军直辖于都督（后为督军）

广西陆军第一师（驻桂林）师长：陈炳焜

一团团长：陈坤培

二团团长：贲克昭

三团团长：刘炳宇

广西陆军第二师（驻龙州）师长：谭浩明

一团团长：黄榜标

二团团长：陆裕光

全部巡防营旧军编成国民军七个军，序列如下：

全体国民军直辖于都督（后为督军）

省防军（驻桂林）统领：秦步衢

第一军（驻龙州）统领：谭浩明兼

第二军（驻百色）统领：黄培桂

第三军（驻南宁、梧州）统领：龙觐光

第四军（驻玉林）统领：夏约白

第五军（驻柳州）统领：刘古香

第六军（驻庆远）统领：陈朝政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努力，陆荣廷运筹擘划，殚精竭虑，结束了广西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的局面，尤为可贵的是，社会经济出现了经过凋敝半个世纪之后的复苏迹象，久经战乱的广西各族百姓终于得到了喘息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逐渐稳定下来。
    作为一个爱国者，一个身经百战的边疆将领，陆荣廷深知国家的稳定和强大是抵御外侮的最可靠的基础。守边就是为了卫国，国家在一个守边军人心中就是全部的精神源泉，无比神圣。在面对强邻虎视的边疆地区，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一旦失去对国家的忠诚，他就可以去出卖国家利益，甚至分裂国土。陆荣廷这几十年百战余生，他忠于的“国”，也许由不同的政权管理，或者是大清政府，或是民国政府，但国只有一个，就是苦难的古老中国。在陆荣廷就任广西都督后，他心中的“国”的代表，就是初创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已迈出历史的巨大进步，不再是封建专制，而是共和民主。这个“国”稳定、强大，外敌才不会欺凌，边疆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纵观陆荣廷在民初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惊天动天，如何不为人所理解，但决离不开一个原则，就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无内无外，唯乱是仇！在他的心中，“国”大于一切，大于“党”，而不是“党”大于“国”。“国”就是他不惜牺牲身家性命来维护的终极目标。陆在武鸣陆氏宗祠大门树碑，上题：“卅年救国百战余生”，不仅以“国”来激励自己，也在告诫后世子孙。正是由于这个崇高的信念和使命感，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至今仍被民间传颂的爱国英雄。陆荣廷拥“袁”，是因为袁世凯是合法的国家元首；反“袁”，是因为袁世凯要葬送民国，自己当皇帝，民国将亡于袁氏之手。陆荣廷崇敬、拥护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是民国开国元勋，革命领袖；不支持孙中山，是因为孙要在“国”仍合法，元首仍合法的情况下动兵，或强行“二次革命”，或要“北伐”，行同叛国。陆荣廷还有一个最闪光的行为底线，一切以国家和社会稳定、爱护百姓为准则，主政桂省十年，护国、护法两次大规模出兵，平定民军、驱除龙济光等等多次动兵，广西民间竟然波澜不惊，社会生活没有受到影响，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章炳麟评价他“……其后仍岁出师，未尝加赋，囊中无余金银……”，曾为陆荣廷秘书长的崔肇琳也说陆荣廷“治桂十年，虽为维持大局，迭次出师，然未尝加一税，募一捐……”。这些评述和民间口碑，足见陆荣廷爱民、亲民之心。如此巍巍陆公，殁后近百年，竟没有一个后世史家洞悉其心，日月之明竟埋于瓦砾尘土，只有百姓们心知肚知，至今仍对陆公津津乐道还是老话说得好：公道自在民间；公道自在人心！

         1913年上半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之后的广西仅维持了一年的粗安，百姓刚稍得喘息，又差点卷入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乱。其实，早在“二次革命”动乱的苗头点燃，陆荣廷此时是国民党员，按理应与国民党保持一致，但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革命党有过几次互不完全信任的“合作”的他不得不再次陷入忧虑之中。根据他的观察，这次所谓的“革命”又是一次盲动，而且是一次极其轻率、理由不充分的，撼动民国根基的动乱。作为一个以卫国和护民为至上的职业军人，陆荣廷尽管参加过同盟会，后来也应景式地参加了国民党，但他心中的原则始终未变，职业军人的操守就是卫国保民，决不能为党派所利用。这也是他一度加入国民党，但“二次革命”后绝口不再提此事的原因，就如同他参加了同盟会，但镇南关之役后不再提起一句一样。

陆显祥

    １９１３年２月，组建不久的国民党在首次国会选举中大胜，获得国会多数席位。３月中，袁世凯电邀宋教仁北上。３月２０日晚１０时多，宋教仁来到上海沪宁车站。在检票口处，有人向宋教仁的后背开枪。宋教仁当即倒下，于3月22日凌晨在沪宁铁路医院逝世。电报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袁世凯十分骇异，顿足叹道：“怎么好呀！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宋教仁的字），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难办事了。”这种表现不管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不是在演戏或是出于真情，但他于当日即致电吊唁。第二天，袁世凯又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严缉宋案凶手，并保护黄兴。并说：“……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昭彰之地阻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方今国基未固，极赖群策群力相与扶持。况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似此逞凶枪击，貌法横行，匪惟国法所不容，亦为国民所共弃。”

    但江苏方面很快却查出了惊天幕后：凶手是武士英，指使者是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密电本及函电多件均被搜出，函电中牵涉国务总理赵秉均。由于证据表明应桂馨和赵秉钧、洪述祖有通讯联系，后两人有嫌疑。但仅是嫌疑，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介入了凶杀案，是否袁世凯主使就更无证据了。袁世凯和赵秉均是否真是主使者，必须经过缜密调查，由法庭公平审判后才能做出结论。但国民党内很多人据此即情绪化地认为剌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赵秉均，赵的背后就是袁世凯。黄兴当即写了一副挽宋教仁的对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一时，全国舆论大哗。

         3月25日孙中山由日本抵达上海。孙中山也情绪化地说：“钝初（教仁）死迷已经揭开，主凶袁世凯已丧失国民人心，我们应该联日速战，万不可坐失良机！”黄兴却认为南方武力不足以战，民国为重，人心思安，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采用法律办法解决。国民党高层对孙中山的意见并不统一。

         3月26日，袁世凯批示：拨给宋教仁的家属一次恤金3000元，遗族年抚金1600元，将宋教仁的事迹令国史馆立传；并让查明宋教仁有子几人，让派遣游学深造。

    面对国民党的指责，袁在答复安徽都督柏文蔚时说：“钝初被戕，正为人才痛惜。而一般昧昧者，乃以风影之词，嫁祸政府，无论钝初人物为有识之者所宜爱护，即以手段而论，政府虽愚，亦何至卑劣至此！现在罪人即得，自可按法办治，无庸深辩。”袁世凯的话倒也显得无懈可击，入情入理。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为宋教仁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追掉大会，并发表宣言：“北京政府为专政政府，”“强盗政府”“杀人机关”“吾人须预备对付之方法，对付不了，则推倒之。不胜，则继之以血战。”会上发言人大呼：“杀宋先生者非人也，袁世凯是也，袁有做皇帝之心，号召大家亟起推翻此杀人之民贼！”

         4月26日，在孙中山、黄兴的强烈要求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将宋案的证据分别电告袁世凯、参众两院、国务院、各省都督及各报馆。在全国形成更大舆论，直指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袁世凯。

         4月28日，袁世凯不得不发出公报，声明：“宋教仁遭暗杀一案的证据影射政府之处不近情理，意在倾覆政府，动摇国本。”

    同日，赵秉均通电全国自辩与宋案无关，把责任全部推到洪述祖、应桂馨身上。4月30日袁世凯致电黄兴：“……至赵君（秉均）与应（桂馨）直接之函，唯一月十四日致密码电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平。……公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能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并通电全国说：“乃近来迭接各处来电，竞指赵总理为宋案主谋，并称人心愤激，请速诛赵等语，阅之殊堪骇诧。查赵总理致应犯手书二件，赵无一语涉宋，未经审判，尚难认为有犯罪嫌疑；即果犯罪属实，刑律既有明条，尽当依律科断，纯系法律问题，何能涉及政治？……为此明白宣示：宋案现既破获……自不难水落石出……。”5月3日，人在青岛的洪述祖，突然发出一个通电，声明他和应桂馨只是由于不满宋教仁搞党派专制而欲毁其名誉，根本没有谋杀之意。洪述祖不仅为自己开脱，而且把袁世凯、赵秉均开脱得一干二净。

    宋案演化至此，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袁世凯和赵秉均就是剌杀宋教仁的主谋。国民党方面只是推测，但法律不能凭推测定案，社会上其他政党，包括很多知名人士黎元洪、汤化龙、梁启超等，并不认同国民党的看法。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仍然主张拥护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案认为是中央政府财政危机所必须，不能反对，只可以监督用途。而宋教仁案，进步党主张以法律解决之。国民党高层对宋案的看法和孙中山相左者也大有人在。

    但国民党方面，仍继续攻击袁世凯，包括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不仅国民党参众两院的议员反对借款，就国民党军界政界的要员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也通电斥责袁借款是：“藐视国会，违背约法，”“丧失主权，要求立罢此议”；还表示“一息尚存，此心不死，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民！”

陆显祥

    由于国民党受孙中山的影响极端情绪化，进步党等中间力量遂倒向袁世凯阵营，国民党反成了少数派。
    岑春烜、伍廷芳等人见时局严重，特派代表入京见袁世凯。袁对岑春烜的代表蓝建枢说：“今日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君系现役军人，尤不能说话，至于李烈钧等为地方长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
    其实，宋教仁一案发生后，袁世凯开始很被动，但他有理有节优抚家属，送宋子留学，下令严惩凶手，批准赵秉均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并表示依法严处。对国民党的声讨、谩骂不厌其烦地解释，逐渐使自己从被动变为主动，现有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赵秉均、袁世凯就是指使者。命案是法律范畴，法律是靠证据，不是靠推理臆断，袁、赵的辩解合情合理；但国民党的过激反应却让自己失去了人民群众和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给袁世凯决心摧毁国民党创造了有利时机。看到国民党日益孤立，袁世凯终于公开表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至，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叫人捣乱，……彼系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

         5月15日，袁下令遞夺黄兴陆军上将衔。6月9日，袁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6月14日，袁又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务。6月30日，袁世凯又免去柏文蔚的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务。

        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发动二次革命。7月12日上午8时许驻沙可镇赣军林虎旅向袁世凯政府军李纯部发起猛烈攻击，李烈钧立即在湖口召集会议，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并发布檄文“……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并髦《约法》，而擅借巨款，……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战火点燃，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在民初中国司法空前独立，新闻空前自由，国会对元首有制约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弃法治而以不充分的理由发动武力，有违追求安定的全国民意。最严重的，国民党还是在以弱小的力量挑战强大的北洋军，肯定必败无疑。在当时，别说是身为一省都督兼民政长的陆荣廷明白，就是全国大多数百姓也心知肚明。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几年后和陆荣廷一起兴护国之师埋葬了袁氏政权，此时的态度和陆荣廷极为一致。两位当时的守边名将，虽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但竟然在经历、秉性等方面有诸多一致的地方。两人都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职业军人，都是守边名将。蔡锷早年矢志反清，虽一度加入同盟会，却从不以同盟会员自居，到后来世人竟大多不知道他曾为同盟会员，这和陆荣廷类似；蔡锷一度加入统一共和党，但为了保持军人的“不党主义”脱离该党，转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这与陆荣廷一度加入国民党，但又超乎国民党之外，“二次革命”后看到国民党动不动就要凌驾于国家之上，更不再以国民党员自居类似。两人由于长期在边疆的关系，对警惕外敌入侵、保持边疆稳定、国家至上的看法也很一致。蔡锷在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时起，沙俄一直在策动外蒙脱离中国，1913年7月当看到中国的“二次革命”乱象，更是加紧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而英国在1912年以来一直以西藏问题同中国纠缠。法国在越南更是鹰视狼顾，但慑于当年的“陆特宋”率领几千游勇以最杰出的山地丛林战术与法军周旋，及今天的陆荣廷都督之声威才暂作壁上观。可以说，当时的列强都在耽耽思逞。国家政局稳定，才能抗外侮，这是蔡和陆两位当年的守边名将的切肤体会。而陆荣廷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世人皆知：“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无内无处，惟乱是仇！”有资料表明，直到陆荣廷担任广西都督后，他仍在暗地支持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甚至引起了外交风波。陆荣廷人生中最宝贵的十余年都在和法国侵略者对抗，相比之下感受更深。
    在“二次革命”前的宋案风波中，虽然是暗藏祸心的窃国大盗，此时身为合法国家元首的袁世凯的做法却合情合理，无可厚非，赢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拥护合法的国家元首就是对国家的忠诚。蔡锷和陆荣廷规劝、调解国民党方面无效，只能转而支持袁世凯。蔡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如何迅速稳定“二次革命”蔓延地区，并派兵进入响应“二次革命”的四川；而陆荣廷及时压住省内还未成势力的“二次革命”苗头，并支持龙济光回广东稳定局面。“二次革命”的后果，倒致了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因挑起战乱，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合法铲除。非袁氏北洋军势力之外，仅剩滇、贵、桂数省。由于在国内再也没有制约袁氏的力量，袁氏悍然实行专制，图谋称帝，给中国历史带来严重倒退。如果没有“二次革命”，在民国初建的民主气氛空前浓厚，司法空前独立，国会力量强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如能采取合法斗争，凭其在国内压倒性的优势，袁氏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的可能性极小。何况，当时正式总统的选举即将举行，宋案让袁世凯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天下人的眼皮底下，万分被动。司法已经介入，甚至给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均都发了传票，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袁氏只要稍有问题，不难为世人所唾弃，也决不可能当上正式大总统。

陆显祥

     “二次革命”还有一个最恶劣后果：它开启了武力干涉法制的先例，中国虽从几千年家国王朝的封建专制中脱离，但从此陷入了无人遵守法制的时代。各路军阀为私利任意干涉政治，随意兴兵。国民党也执意要“北伐”，最后北伐成功，中国成了国民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党国”。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持有军人、党派决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这种远见的职业军人仅有蔡锷、陆荣廷两人。惜乎蔡公年仅34岁，于讨袁胜利后乘风而去，仅剩陆公一人，既要阻止段祺瑞悍然毁约法，以一派势力的“武力统一”主宰全国；又要阻止孙中山不守法的“北伐”，欲以一党势力凌驾于国家之上。陆公以年迈余躯，殚精竭虑，最后竟崩溃于段祺瑞和孙中山的合谋之中。囿于壮族民族性格的原因，从乞丐、孤儿出身，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百战余生的陆公外形朴拙，内心艰忍，其政治主张未能形之于著作，广为世人所知，但以其所作所为，足使中华后人深思，再深思！
    蔡锷与陆荣廷在历史上没有见过面的记录，但两人却似心有灵犀似地对“二次革命”进行相当一致的反应。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立即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蔡锷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又说，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
    但国民党一派情绪失控，要起兵革命，袁世凯北洋军也在调动应变，战争一触即发。5月17日，蔡锷、陆荣廷和四川、贵州都督联名通电，“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

         6月7日，蔡锷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阻动兵。直到战事爆发，蔡锷仍通电全国指出“讨袁”于理、于法均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全国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世凯没有获选，就自行下台。如果袁世凯以非法手窃取总统职位，届时再以武力讨伐才名正言顺，才能取得全国人民的支持。蔡锷甚至想和陆荣廷一起，共同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队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
    战争爆发前，黄兴派密使带上一副“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的对联去面见蔡锷，约他一同举兵，蔡锷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记述，“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陆显祥

   
    无独有偶，衔孙中山、陈炯明之命的密使潘乃德也在7月13日来到南宁见到陆荣廷。潘乃德将陈炯明写给陆荣廷的信交给他。信内夹有孙中山电陈炯明派员联系陆荣廷的附件，以及广西多名国民党员联名劝陆荣廷与国民党共同讨袁的信。潘乃德把国民党方面愿望向陆荣廷作了传达。和蔡锷一样洞察全国局势，并有着相同政见的陆荣廷毫不客气地当场提出这事不好办！指出：“现在北军大批南下，这些军队多是久经训练之师，势力雄厚，而且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等省，内部不稳，湖南谭延闿的态度不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我们不宜多此一举。我能维持广西治安，使广西得假以时日从事建设，就好了！”并严肃让潘乃德转告国民党在广西的重要人员、时任柳州国防军第五军统领，并掌握柳州府各县政权的刘古香：“闻得刘古香等在柳州将有所举动，你与刘认识，请你转告他，不可妄动。否则我是不客气的！”潘乃德和陆荣廷谈了一个多小时，只好告辞而去，无功而返。与蔡锷对袁世凯的判断惊人一致的是，在“二次革命”发生前，陆荣廷虽通电宣布“只知有国，不知有党”，“抱着唯一宗旨”，“与中央共安危”，表示坚决拥护合法国家元首袁世凯，但在与身边亲信骨干陈树勋谈及各地盛传袁世凯将要称帝时，态度十分鲜明，当即表示：“我赞成袁世凯当总统，反对他当皇帝，如果他硬要当皇帝，我一定要打倒他。”（《护国讨袁亲历记》第20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为了民国稳定，陆荣廷全力维护中央；但对恢复帝制，坚决反对——其态度和蔡锷如出一辙，不能不说是两位中国当时最杰出的军人政治家对时局拥有不约而同的洞察力。和蔡锷一样，之所以反对“二次革命”，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共同抵抗列强欺凌的耽耽之心，并非“拥袁”，或者“反孙”，针对个人。
    国民党方面仍不死心，让当年身为两广总督，提拔陆荣廷，被陆荣廷视为恩主，其长生牌位供奉在陆家神坛上的岑春煊出马拉陆。但陆荣廷私恩归私恩，国事归国事，对恩人兼老上司的岑春煊的劝陆讨袁，及邀陆到梧州面筹一切的专电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回电：“袁总统即为失职，改造之权在国会，岂能诉诸武力”，“廷之拥护中央，即所以维持民国”，“梧州一片净土，恐不足以躯公驾”。当然，对于岑春煊这位恩人、同为广西土著出身的老上司，后来失败逃往海外，陆荣廷是有感情的，还是设法托人带钱给他，接济他的生活。
   事情果然如陆荣廷所预见的那样发展——

      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宣告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7月14日黄兴赶到南京，当晚黄兴等人率第八师士兵冲进都督署，程德全惊慌之下同意响应，随后黄兴便以程德全的名义通电江苏独立。

      7月17日，安徽都督柏文蔚宣布独立。

      7月18日，上海陈其美，广东胡汉民、陈炯明联合起来宣布独立。

      7月19日，蔡锷致电四川、广西、贵州都督，希望西南数省采取同一立场，反对内战，维护国家稳定。在电文中，蔡锷痛陈利害，列举出内战爆发造成的六大危害：列强瓜分、国家分裂、边疆沦丧、兵燹殃民、国债高升、宵小乱国。蔡锷的电文深深触动了陆荣廷，更加坚定了他维护国家稳定，不支持“二次革命”的决心。

      7月20日，许崇智逼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许崇智就任讨袁军总司令。

      7月2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以弱凌强，给强者收拾弱者创造了冠冕堂皇的现由。袁世凯接到孙中山的通电之后，宣布撤去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同时出动北洋军以政府军的名义进行镇压，并对黄兴、陈其美、许崇智等大批参与反政府的国民党人下令通缉。
    同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交战失利，退守南京。

   

陆显祥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

         7月25日，谭延闿在国民党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布独立。

         7月28日，黄兴军事失败，仅以身免逃到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马上宣告江苏取消独立。

         8月初，安徽讨袁军主将胡万泰在阵前倒戈，率兵围攻都督署，都督柏文蔚退往芜湖。胡万泰通电取消独立。

         8月2日，广东陈炯明部第二师师长苏慎初，旅长张战权同时倒戈，炮轰都督府，陈炯明逃往香港，广东取消独立。

         8月4日，四川第三师师长熊克武就任讨袁总司令，宣布重庆独立。

         8月9日，福建宣布取消独立。   

         8月11日，以广西新军为主组成的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袁世凯政府军展开血战。  

         8月13日，上海讨袁军退守嘉定，都督陈其美躲进租界。同日，湖南都督谭延闿宣布取消独立。同日，拥护袁世凯之龙济光部攻占广州。

         8月18日，在政府军李纯部的打击下李烈钧弃守南昌。后李烈钧部与政府军激战数日，彻底失败，李烈钧逃往日本避难。  

         9月1日，张勋率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纷纷宣
布取消独立。

         9月11日，四川讨袁军也宣告失败。
    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二次革命”就烟消云散，造成了国内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的局面。本来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国民党方面又无充分准备、在人心思安、厌烦战乱的情况下，本应用法律来解决的人命案，却诉诸武力，其结果是造成惨重失败。国民党掌握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摧毁，国民党阵营中的各省都督及其官员全部免职，国民党人士被捕、被通缉，孙中山、黄兴等首脑再一次流亡海外。同情二次革命新闻媒体被封禁，被迫停刊的报纸即达40余家。江西、广东和湖南的省议会被强迫解散。国民党组织被宣布非法被取缔。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被取消。国民党的参政、议政、监督权利被剔夺，至此再无强有力的政党、社会团体对袁世凯实行有效的监督。这样的结果，让窃国大盗袁世凯再无忌惮，步入独裁，最后帝制自为。对于“二次革命”，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事后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自始至终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在辛亥革命发源地湖北，都督黎元洪也是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他及时致电袁世凯：“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住，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不赦！乱党反抗中央，中央征剿乱党，大局所关。元洪处军人之职，受国民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并对人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黎元洪的这种判断和态度不仅和蔡锷、陆荣廷一致，也表明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拥有一致看法。

陆显祥

     蔡锷也积极配合袁世凯以中央的名义进行的镇压行动，派滇军出四川，直逼响应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滇军进入四川后，熊克武已失败逃走，这才避免了滇军与熊克武部的直接冲突。他一直认为这次内战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免以暴易暴之讥”。为了让国家尽快稳定下来，他致电袁世凯出谋划策：“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激进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发动的“二次革命”支持者甚少，遭到了全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而孙中山等人，落得个被政府通缉，被迫亡命海外的下场。9月份以后，“二次革命”实际已经失败，各地再有盲动，除了影响安定，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利益已没有任何意义。陆荣廷于此时迅速平定柳州刘古香的乱事，不仅合乎国法，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国民党方面在广西柳州策动的响应“二次革命”的行动，对于知名革命党人刘古香个人而言固然是个悲剧，但纵观整个事件前后，却近于荒唐。